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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注冊

商標注冊后如何才能合理使用

作者:編輯 時間:2019-08-19 人氣:

    商標注冊后如何才能合理使用,下面小編就和大家一起來了解下。
    注冊商標顯著性較弱,其權利行使應當受到一定限制,即在一定條件下允許他人對注冊商標合理使用。2002年修訂的《商標法實施條例》增加了對商標權予以限制的有關規定。商標權限制與版權、專利權限制的特點不同,在現實中表現情形紛繁復雜,因而判斷中應堅持誠實信用、利益平衡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本原則。
  一、注冊商標合理使用的含義及其特點
  注冊商標合理使用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注冊商標合理使用,是指他人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基于正當目的使用權利人的商標,而不必支付對價的合法的事實行為。狹義的注冊商標合理使用,僅指商業性的合理使用,它是指在綜合考慮商標權人和其他經營者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許其他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善意地正當地使用其注冊商標,這種使用不構成對商標權的侵犯 [1]。實踐中,商業性合理使用與商標侵權行為之間的界限更難以劃分,因而,對其進行深入探討更具有現實意義。
  從各國商標制度的發展來看,通過立法對商標權予以一定的限制,大多遲于著作權、專利權制度中關于權利限制的規定,而且內容也遠少于版權法和專利法中的相應規定。但其所體現的立法宗旨和法理依據,與版權、專利權制度完全是一致的、相通的,即知識產權作為特定主體依法享有專有財產權,其權利的行使應該遵循“利益平衡”這一基本原則。但在知識產權領域,版權、專利權、商標權的合理使用各有其特點,注冊商標合理使用的獨特之處在于:
  第一,注冊商標合理使用的緣由與版權、專利權有所不同。
  知識產權涵蓋的范圍十分寬泛,如果以其財產價值的來源為標準,可以劃分為創造性智力成果權和工商業標記權兩大類 [2]。對于版權、專利權這類智力成果權予以限制,是由于智力成果權的產生是以一種事實行為為前提的,即創作了作品或完成了發明創造。但任何個人的智力成果都是在前人創造的文化成果基礎上,利用社會公共的科技文化資源,借鑒他人的已有成果創造出來的。智力成果可以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需要廣泛的傳播和推廣應用,以促進知識的進一步創新,促進全社會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法律在賦予智力成果創造者專有權的同時,又允許社會公眾在一定條件下,自由、無償地使用創造者的智力成果,“避免知識產權成為知識創新的障礙” [3]。對智力成果權進行限制的必要性較早地為人們所認識到,因而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都作出了有關權利限制的規定。
  而關于商標權的產生,在較多的國家實行的是注冊取得制度。只要申請人履行了法定的手續,就可以獲得將其臆造的詞匯或標記,或將現實中已有的詞匯、標記專有地使用在其經營的商品之上的權利。商標的專有使用目的在于將使用人與其他經營者提供的相同商品區別開來,從而引導消費,并有利于企業商業信譽的凝聚和透射。商標不存在推廣和應用的問題,專有使用一般不會與社會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各國商標制度均沒有關于權利限制的規定。但是,隨著注冊制度的發展變化,商標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有所失衡。20世紀中后期各國在堅持取得注冊的商標必須具有內在固有的、顯著性的標志的前提下,逐漸認可通過使用而取得顯著性的標志也可以獲得注冊。現實中,一些原本不具有內在顯著性的文字或圖形,“因為經過長時間、大范圍的使用,消費者會逐漸意識到這些標志可以像一個商標一樣起到指明商品來源的作用” [4](P60)。該標志與特定主體的特定商品之間的關系在市場運行中建立起來了。“消費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依賴這些標志,進行重復采購。如果繼續以這些標志缺乏內在顯著性,拒絕給予注冊與保護,那么,其他人就可以自由地使用這些標志,對相關消費者而言,這實際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4](P60)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各國在20世紀中后期逐漸從法律上接受了商標顯著性可以后天取得的觀念。巴黎公約第6條之五強調, 在決定一個商標是否符合保護條件時,必須考慮所有實際情況,特別是商標已使用時間的長短。Trips協定第15條進一步規定:“即使有的標記本來不能區分有關商品或服務,成員亦可依據其經過使用而獲得的顯著性確認其可否注冊。”
  商標注冊制度的寬松化、靈活化,尊重了客觀事實,兼顧了標記的實際使用情況,但使一些原本不具顯著性的敘述性、通用詞匯成為特定主體享有獨占權的客體了,因為這些敘述性、通用詞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認同的含義,在表達其原有含義使用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早已成為社會的公共財富被人們廣泛地使用著” [1],并且這種詞匯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所以,有限的通用詞匯是為一家獨占還是允許一定條件下多家共享,是必須解決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制度設計,就是在允許取得注冊的同時,又對基于這些后天取得顯著性的標志享有的權利進行必要限制。此為商標合理使用與智力成果權合理使用的區別之一。
  第二,注冊商標合理使用制度并不適用所有的注冊商標,而僅適用那些雖已取得注冊但顯著性較弱的商標。其顯著性的弱化,可能是先天不足,也可能是由于后天退化而致。在版權、專利制度中合理使用的情形適用所有的權利客體,因而法定的合理使用范圍較為明確、具體,但商標合理使用的情形更為復雜、多樣化。因此,TRIPS協議第17條對商標權的限制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成員可規定商標權的有限例外,諸如對說明性詞匯的合理使用之類,只要這種例外顧及了商標權人及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我國商標法實施條例第49條的規定也是較為概括的。
  第三,注冊商標合理使用,“細心揣摩,可以發現,不是將他人商標標識作為‘商標’使用,而只是因為某種原因,比如表示自己的姓名、說明商品的產地等,使用了與他人商標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圖形或其他標識,即與注冊商標‘并非同一性質上的使用’。而著作權中的合理使用,相對于被合理使用的作品,恰恰是同一性質上的使用,即仍然是作為作品來使用的,專利法等其他知識產權法上的合理使用,亦同樣如此。” [3]
  二、注冊商標商業性合理使用之情形
  1.對地名商標的合理使用
  地名不得作商標使用,這是國際慣例,但是也有例外情形。我國商標法規定,由于歷史原因已經取得注冊的地名,縣級以下的地名,具有第二含義的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地名,不在禁止之列。現實中,有些符合這些條件的地名取得了商標注冊,也引發了一定的糾紛。在司法實踐中,對這些問題的標準尺度的掌握存在一定的差異。不妨結合兩個案例進行分析。
  案例一:1989年,江蘇句容市茅山鎮農民柏某在茅山風景區開了一家飯店,柏某把茅山地區獨特的家常菜——腌鵝搬上了餐桌,兼作外售。2001年,柏某開始出售印有“茅山老(草)鵝”、“茅山草雞”字樣包裝袋的鵝、 雞腌制品。 而聯友廠2001年8月成立了私營獨資企業,2002年11 月向國家商標局注冊了“茅山”文字商標。之后,聯友廠發現柏某制作的鵝、雞腌制品外售包裝上印有“茅山老(草)鵝”、“茅山草雞”字樣,遂向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商標侵權訴訟。
  案例二:原告濟南紅河飲料制劑經營部于2000年11月通過受讓方式獲得“紅河”商標專用權,該商標是1997年由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北奇公司注冊在32類商品上的,包括啤酒、飲料制劑等。2001年,原告發現在當地超市銷售由云南紅河光明股份公司生產的“紅河啤酒”,認為云南紅河公司未經許可,擅自生產、銷售“紅河啤酒”,構成對其商標權的侵犯,遂向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上述兩個案例存在如下相同事實:
  第一,兩個案件爭議的商標均為商品商標,均采用地名作為注冊商標,茅山是縣以下地名,紅河雖為縣級以上行政區劃地名,但符合具有第二含義的要求。“紅河”案在審理中,被告在答辯期內向商標評審委員會提出撤銷“紅河”商標的請求,但經商標評審委員會審理,后又通過司法程序確認,皆認為“紅河除作為我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劃地名外,還是越南境內一條河流的名稱……在中文里,紅河還具有‘紅色的河流’的常見含義,更易于為公眾所接受,具有了商標法所要求的縣級以上行政區劃地名以外的其他含義”①,故維持了“紅河”商標的有效性。兩案原告的地名商標均為合法有效。
  第二,兩案被告在自己商品上標注地名的方式基本相同,均是與商品名稱并列使用,一個為“茅山老鵝”,一個為“紅河啤酒”,且標注行為均發生在原告將相應地名注冊為商標之前。
  第三,兩個案例中,原告的地名商標均無證據表明,在發生糾紛時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知名(著名、馳名)商標。兩被告的行為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將他人注冊商標作為商品名稱一部分使用,但是主觀上并無侵權故意,并不是意圖攀附他人的商標信譽推銷自己的商品,也“不是希望通過這種使用使相關公眾對使用人的商品與商標權人的商品產生混淆或聯想” [5]。
  但是,上述兩個“侵權”事實比較近似的案件,在兩地法院的審理結果卻大相徑庭。在“茅山案”中,一審法院認為:聯友廠合法取得的注冊商標“茅山”依法受到保護,柏某在其生產的同類產品上突出使用“茅山”字樣,構成對聯友廠注冊商標的侵害,故對聯友廠要求柏某停止侵權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柏某經營的美味飯店位于茅山地區,柏某在其生產的老鵝、草雞商品名稱前注明茅山,只是標明該商品的產地來源,而非將“茅山”字樣特定化,作為商品的標識使用。在聯友廠獲準注冊商標之前,柏某就已經使用茅山字樣,其不存在侵犯他人注冊商標的主觀惡意,柏某的這種使用行為是善意的,不會誤導公眾,因此其行為不構成對聯友廠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犯,從而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在“紅河案”中,審理法院認為,“濟南紅河對其合法受讓的紅河商標,在其注冊類別上享有專用權。云南紅河未經商標權人許可,在其生產的啤酒產品上突出使用‘紅河’兩字,誤導相關公眾,淡化了‘紅河’作為商標的識別性、顯著性,其行為侵犯了商標權人的專用權,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云南紅河辯稱其在啤酒上使用“紅河”兩字是標明啤酒的產地和地理標志,啤酒產地應以合法注冊的公司名稱以及公司所在地行政區劃名稱來標識,云南紅河在包裝上突出使用“紅河”兩字,不屬于合法標明產地;地理標志是標示某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決定,但紅河并非啤酒的地理標志,云南紅河的上述辯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①。因此,判決云南紅河公司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萬元。
  本人認為,“紅河案”判決結果值得商榷。現就兩案審理結果的差異,談談對地名商標合理使用的認識。
  首先,在現實中,地名作為標志自然形態、地理區域的符號,本身是具有公共性的詞匯,地名商標的顯著性比臆造詞匯商標的顯著性要弱得多。地名所標示的地理區域越廣,為公眾所使用的幾率就越高,公共性色彩就越濃。地名商標顯著性的先天不足,是法律對其實行弱保護的內在原因。在作為商標獨占使用時,獨占性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得禁止在該地名標示區域范圍內其他經營者善意、正當地使用該地名。
  其次,在地名取得商標注冊后,如何判斷他人的使用行為是否善意、正當?上述兩個案件審理結果的不同,恰恰反映在這個問題上。
  在產品或產品的包裝上標示地名,是經濟活動中經營主體的基本權利。一個地名,在其未被注冊為商標之前,商家如何在商品上標示,并沒有嚴格的限制、規范性的要求,但慣常的標示方式也是存在的。從法律上講,只要遵循商業活動的誠實信用原則,非虛假的、引人誤認的標示,就是合法、正當的。前述兩個案件中的兩個被告,在他人取得地名商標之前對地名的使用方式,都屬于合法、正當之列。但在地名合法取得商標注冊之后,受到法律保護,形成了一定范圍的獨占權,即使該地區的經營者能在商品上標示地名,其標示方式也應受到一定的限制和規范。
  這里又可分為兩種情況。地名相對于某種商品具有地理標志含義時,該地名商標所有人仍不能阻止符合該地理標志使用條件的其他經營者以地名與商品名稱并列的方式使用,如上述案件中的“茅山老鵝”。這說明作為商品地理標志的地名商標,更應具有包容性,而并非是某類商品地理標志的地名,在取得商標注冊后,對他人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的地名標示方式則要求嚴格一些,應該以商業活動中慣常的方式標示,比如,應以合法注冊的公司名稱以及公司所在地行政區劃名稱來完整標識,避免與他人的注冊商標相混同并造成消費者誤認。但該問題的處理也不能簡單化、絕對化。“紅河”案審理法官正是認為“紅河并非啤酒的地理標志”,所以在包裝上突出使用“紅河”兩字,不屬于合法標明產地而是誤導相關公眾,淡化了“紅河”作為商標的識別性、顯著性,侵犯了商標權人的專用權。本人認為這一結論略顯偏頗,忽略了本案中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
  紅河案被告經營注冊地位于云南紅河州,其企業名稱中字號為“紅河”,又曾經有過申請紅河商標注冊但未成功的經歷(客觀地說,是非正常原因所致),不知道甚至不相信紅河能被他人獲得注冊的理由是可信的,且使用“紅河啤酒”字樣的行為發生于“紅河”商標取得注冊之前,更早于原告受讓取得該商標權之前,啤酒包裝上明確地標注著自己的注冊商標“滇泉”。基于上述因素,可以清楚地分析出,被告在啤酒上標示“紅河”二字,是善意的,使用目的是將其作為商品的產地和地理標志使用,并不是將其作為商標使用。從客觀上說,這種標示方式在他人取得地名商標注冊后是不妥當的,會影響、妨礙他人注冊商標的成長,但從該案的情況看,原告受讓取得商標權至提起訴訟僅半年時間,基本未使用該商標(僅與有關企業簽訂了產品開發合作協議),被告的行為是否給原告造成實際損失,并無相關證據予以證明。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保護應以糾正地名的使用方式為主,保證商標專用權的行使,避免混淆后果的形成,而損害賠償的確定則應綜合考慮相關因素。對該案50萬元的賠償額,本人感到不妥。
  最后,從地名變為地名商標是現實中隨時會出現的情況,而地名標示地的經營者在第一含義上使用該標識的行為有較強的延續性、習慣性,地名被注冊為商標后,對他人的不正當使用方式的糾正,應該有個緩沖過程,因為這種“不正當”的使用方式是相對的。只有在他人主觀故意,特別是在他人取得地名商標注冊并產生一定影響力后,刻意突出使用,造成混淆后果的情況下,讓侵權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才是公正的。
  2.對商品特有名稱商標的合理使用
  商品的特有名稱是相對商品的通用名稱而言的,商標法規定“注冊商標不得是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稱”,但商品的特有名稱可否作為商標取得注冊,法未禁止。商品的特有名稱是經營者為自己生產、銷售的商品創設的特殊稱謂,如果將其作為商標注冊,應該是合法的。但是,有些商品的特有名稱并不是某個企業獨創的,而是在一個地區歷史地形成的,該地區的特定環境或人文傳統工藝使該種商品品質獨特,并且形成特殊稱謂,比如浙江紹興地區的黃酒,又稱“女兒紅”、“花雕”、“善釀”,茶葉中的“碧螺春”、“龍井”、“猴魁”都是如此。這種傳統名特產品是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勞動人民經過長期摸索改進,艱苦奮斗培育出來的,它的名稱是一種無形的集體資產,為該地區經營者共同享有。這種商品的特有名稱應以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的方式予以保護,并為該地區同類產品的經營者共同使用。但由于在我國對集體商標、證明商標實行保護的時間不太長,人們對其運用尚不成熟。所以,現實中某個企業將土特產名稱取得商標注冊的情形也客觀存在。但是,以某個地區土特產名稱取得注冊的商標,也屬于顯著性較弱的商標,商標權人與該地區其他經營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也在所難避。四川燈影牛肉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在牛肉罐頭等商品上注冊了商標“燈影牌”,而“燈影牛肉”是四川省達縣著名牛肉商品土特產的專用名稱,自清光緒年間,這種制作牛肉干的工藝就已形成,流傳至今。四川工商局在處理商標權人與其他經營者的商標權糾紛中,就此請示國家商標局。國家商標局在批復中指出,四川燈影牛肉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對“燈影牌”注冊商標依法享有專用權,但無權禁止他人正當使用“燈影牛肉”文字 [4](P167)。這實際上是對該注冊商標的禁止權進行一定限制,較好地協調了商標權人與當地其他經營者的利益。而對這樣的問題,幾年前也有另一種處理方法。
  我國商標局在1988年核準了紹興市釀酒總公司“花雕”黃酒的商標注冊申請,結果造成紹興縣60多家酒廠的恐慌和混亂,影響了該縣的正常經濟生活和外貿出口。1992年,國家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鑒于眾多企業的反對,依法撤銷了這個商標。可見,撤銷注冊商標或限制商標權的權利是應對土特產名稱獲得商標注冊的兩種做法。兩種做法各有所長,但表明一個基本原則,即一個地區的土特產名稱不應成為特定經營者專用的商業標識,即使取得注冊,其權利也應當受到一定限制。而在一個地區形成的對某種商品約定俗成的名稱,如果與他人的注冊商標相同,是否要對該注冊商標進行一定限制?1999年廣東高院審結的一起案例就涉及這一問題。
  原告香港冬冬寶床上用品公司擁有在床罩、被套、被子等商品上的“水鳥”注冊商標。被告深圳市富安娜家飾保健公司在其生產銷售的被子、被套上將“水鳥”作為商品的名稱使用。原告認為,該行為未經原告許可且足以造成消費者誤認,已構成對其商標權的侵犯,遂提起訴訟。一審法院經審理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但被告不服提出上訴,理由主要是:上訴人在每件產品上都標有自己的注冊商標,而“水鳥”名稱的由來是因為供貨廠提供了一種新型原料——水鳥纖維棉,由此纖維做成的被子,通稱為“水鳥被”,且早在商標權人取得“水鳥”注冊商標前已經使用在其產品上,因而應允許其繼續使用,其行為不具備侵權故意。二審法院還了解到,在廣東省范圍內,近年來生產輕柔纖維棉的商家較多,有些廠家將此類被子通稱為“水鳥被”,在廣東地區一些消費者也認同。但是,二審法院仍認為,尚無證據顯示其他省市消費者已普遍認為“水鳥被”是一類被子的名稱。所以,“水鳥被”是屬于產品的通用名稱,在認定時還是不能局限于廣東的市場情況,因為注冊商標的效力是全國性的,應當考慮全國范圍的認同程度來判斷,否則,將會出現某一地區把商標作為通用名稱不予保護,而其他地區不認為如此仍依商標法予以保護的情況。因此,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
  本案表明,局部地區約定俗成的商品通用名稱并不能對抗注冊商標,商品的地區性俗稱與土特產名稱雖然都具有鮮明的“地域性”,但前者具有隨意性、不確定性,后者則是經過歷史積淀,凝聚一部分經營者智慧、經驗的商業標志,因而產生了對商標權予以限制的理由。
  3.顯著性退化的注冊商標的合理使用
  注冊商標應具有顯著性,但顯著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通過使用,使原本不具有顯著性的標識產生顯著性,也可以由于商標的不正常使用或其他市場因素,使原本具有的顯著性減弱、退化甚至喪失,當一個注冊商標的顯著性退化時,其禁止效力也應受到一定限制。
  1990年代中期發生的“PDA”商標案與近年審理的“雪花”商標案,都反映了這一問題。
  1997年,石家莊福蘭德公司獲得了文字商標“PDA”的注冊,核定使用在電子計算機及外部設備、中英文電腦記事本等商品上。1999年底,福蘭德公司發現香港權智集團北京快譯通公司在其銷售的電腦詞典、中文掌上手寫電腦、傳呼機及其廣告材料中均有“PDA”標志,遂向北京海淀區工商局投訴。 該批商品被海淀工商局封存。但在年底,國家工商局做出撤銷“PDA”注冊商標的決定,理由是“據有關單位反映并經我局查明,PDA是英文個人數碼助理的縮寫,是電子記事簿產品的通用名稱”。將“PDA”作為上述商品的商標進行注冊,違反了商標法的規定。該決定使商標權人感到意外,同時也引起法學界對此問題的爭論。
  從實際情況看,福蘭德公司在1995年申請、1997年取得該商標注冊時,我國電子行業中電子記事簿類產品的生產處于萌芽狀態,“PDA”這個由美國蘋果公司提出的一種新產品的名稱,在當時的中國尚未普及、流行,所以,“PDA”獲得注冊并無不當,顯著性也是具備的、突出的。但到了1990年代末,世界上許多著名廠商紛紛研發掌上電腦產品,國內一些企業的生產也進入興旺階段,所以,在計算機行業和社會上,人們已經將“PDA”作為掌上電腦產品的代名詞。 商標權人的利益與同行眾多經營者的利益產生了矛盾。商標局以撤銷注冊商標的方式解決這一矛盾,這種做法也是其他國家一般會采用的,而且,“由于中國商標法對撤銷違反商標法第1.1條的商標沒有時間限制,實際包括一開始就是通用名稱和后來蛻變為通用名稱的” [4](P110),所以,撤銷行為也是依法進行的。但理論上,學界對此做法存有異議。一些學者指出,“PDA”目前雖已處于朝通用名稱演化的過程中,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商標注冊人還是作為競爭者的權智集團或其他人,對“PDA”都有正當的使用權益,但是無權排斥他方的使用,“商標局撤銷福蘭德公司的注冊商標,是過分強調了一方的利益”,“商標權作為所有人的重要無形資產,被剝奪后有可能給所有人造成損失”③。
  無獨有偶。幾年后又有類似的糾紛發生。內蒙古杭后旗金穗食品公司在其產品上獲得了“雪花”文字加圖形作為商標注冊,但發現北京某公司在同類商品上也使用“雪花”文字,并將其作為商品名稱的組成部分使用,遂以侵犯商標權為由提起訴訟。北京一中院2003年12月審理后認為,“雪花粉”系面粉生產企業根據市場需求開發出的面粉,經過10余年的發展,眾多企業均在生產、銷售“雪花粉”并已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可。同時作為國家行政主管機關的國家糧食局,以及作為全國性社會團體組織的中國糧食行業協會均在復函中指出,雪花粉系直接表示了面粉的質量,已經成為與特定品質相聯系的面粉的通用名稱。所以被告在其產品上使用雪花粉的字樣的行為,系表明其產品的品質,這種使用方式并不會與原告的文字加圖形的雪花牌組合商標產生混同,并導致消費者誤認的后果,應認定為正當使用。根據商標法實施細則第49條的規定,原告作為雪花商標的注冊人,無權禁止他人的正當使用。據此,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4](P168)。
  本案的處理,既維護了注冊商標的有效性,又通過對其權利的適當限制,兼顧了其他經營者正當使用該文字的利益,應該說,對于一個顯著性有所退化的注冊商標來講,這樣的處理是較為妥當的。
  從以上所舉的案例(包括以商品特有名稱作為注冊商標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國對顯著性弱化、退化的注冊商標的處理方式的演變軌跡。撤銷顯著性弱化、退化的商標,對商標權人打擊較大,使其通過經營活動建立起的商標信譽付諸東流,相應的無形資產遭受損失,但是,可以減少市場發展與競爭中的矛盾與沖突,減少紛爭與訴訟,避免商標權人濫用權利,從而避免造成市場競爭秩序的不穩定,作為行政主管機關采用這種方法處理,也較為簡單,容易操作,特別是在以往沒有商標權限制的相關規定的情況下,也是惟一選擇。對顯著性弱化、退化的注冊商標進行限制,體現了對商標權人權利的尊重,同時也平衡了權利人與其他經營者的利益。但是,這對執法者的執法水平要求較高,要根據每個案件、每類案件的具體情況做出是否為侵權行為,是否為正當使用行為的判定,操作起來,較有難度,且會出現執法不統一的情況。
  三、注冊商標商業性合理使用的判斷規則
  本人認為,判斷注冊商標合理使用應遵循如下規則:
  1.誠實信用
  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事主體參與民事活動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解決商標權人與其他公眾利益沖突應把握的尺度。注冊商標顯著性較弱,決定法律對其保護有一定限度,但只是給其他經營者善意、正當的使用留下空間,而不是全部否定注冊商標的效力。因而,判斷他人對注冊商標使用是否為善意、正當十分重要。而“商標法上的善意、惡意是從有無競爭的角度加以判斷的。所謂善意就是要么不知他人商標已注冊,要么雖然知道注冊,而未以惡意方式使用,而惡意則是指雖知情卻抱著不正當競爭目的使用” [6]。判斷他人使用行為是否出于善意,應當綜合考慮使用意圖、使用行為發生的時間、使用方式以及使用的客觀效果。對注冊商標進行限制,不應成為給商標侵權行為尋找縫隙的理由。
  2.利益平衡
  既然是弱顯著性的注冊商標,在法律保護時就必須兼顧其他經營者的利益,不能與強顯著性的注冊商標在保護力度上等量齊觀。對本身具有公共性的詞匯過度地壟斷使用,會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從而背離商標制度的宗旨。但“本身具有公共性的詞匯”通過長期使用產生了第二含義并經過法定程序取得了注冊,權利人就享有積極行使和排除他人妨害的權利,對他人超出善意、正當范圍的使用行為,應依法制止,如果對他人的使用方式不加以規范,就會使商標權流于形式,使注冊商標的法律保護成為空話。合理使用往往是商標侵權糾紛中的抗辯理由,判斷時需結合雙方的利益全面考慮,在沖突中尋求平衡。
  3.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我國商標法實施條例對商標權限制的規定確實比較原則化、簡單,需要通過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界定,以便于操作,但通觀有關國際公約和其他國家立法對商標權限制的規定,都不及版權、專利法具體,這是由商標權特點決定的。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格外重要。注冊商標是否具有描述性、說明性,是否為公共性詞匯,要針對不同商品來確定,他人的使用行為是在“商標”意義上使用,還是作為其他商業標志使用,這些要結合不同商品的不同需求和商業慣例來界定;他人的使用行為是否會導致與商標權人商標的混淆誤認,要結合相關公眾在選擇不同商品或服務時的注意程度來考慮,要結合商標的原有含義與產生的第二含義的影響力大小來分析,甚至在一個案件中,對他人注冊商標的使用,可能出現局部為合理使用,局部為侵權行為的情況,在糾正不正確的使用方式的同時,也要維護合理的使用行為,這一切全憑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注冊商標的合理使用紛繁復雜,要求執法者具有更高的理論水平和綜合判斷的能力。
     商標注冊后如何才能合理使用,今天就先了解到這里,下篇文章我們再一起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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